觀點

這個詞和概念無所不在。在葡語字典「Priberam」中,所述的十二種定義中,第一個是「水平和平坦的表面,高於周圍的土壤」。這不是一個高原,平台允許周圍的區域可以在視線範圍內見到及理解,透過平台擴闊其他視野。就澳門而言,中葡平台實際上增強澳門穿梭於大陸和海洋的動態中。但是,人們可以說「有很多平台」,但事實不止如此。
佛得角還尋求將自己定位為進入西非、歐盟甚至美國市場的經濟平台。簡而言之,是一個歐洲-非洲-大西洋的平台。在這平台,佛得角投資機構負責人就此問題採訪分享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以轉變群島的經濟,打開資本流入和吸收外國思維,目標是經濟多樣化。對於中國這個不同層面的重要合作夥伴而言,合作得到擴展,未來更專注於新的私營部門投資。佛得角已經證明,從一開始就承擔澳門中葡論壇的經貿合作,利用澳門作為平台,以增強其在葡語國家中的地位,儘管佛得角面積很小。科英布拉大學201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對中葡論壇最為重視的葡語國家是較小的國家-佛得角、幾內亞比紹和東帝汶,這並非偶然。換句話說,當時的葡萄牙語國家與中國雙邊貿易的最大份額的國家往往不太關注這個論壇。從那時起,我們知道前進方向,這些步驟具有一定意義。此外,澳門在這項目中也非常努力地向前邁出一步,畢竟,這是中央政府為澳門提供像鑽石般寶貴的機會。然而,為了達到有良好的效果,有必要在議程上解開思想並擴闊視野。
當然,「平台」的構建具有人為的政治層面,從生活中吸收經驗。從字面上的解釋,這是一個存在的地方,甚至不是一個物理上存在的地方(烏托邦),不僅可以和平共處,而且可以達到情感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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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在葡萄牙媒體和電視中大約有120名評論員和專欄作家,他們分析大量的政治議題。這些評論員的上鏡時間比總統或總理還要多,他們每天在全國各地舉辦的論壇中,也評論到各方面的問題。
即便如此,國家還是缺乏辯論。
葡萄牙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五個國家之一,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22%,因此國家經濟非常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國家就像住在默拉皮活火山腳下,靜候另一次火山噴發。大約70%的家庭面臨經濟困難,我們經歷了一場代表危機,1974年之後出生的人口脫離了當前的政治體系,並且被剝奪了申訴和吶喊的權利。我們的銀行系統十分脆弱,私人債務量在歐盟屬於最高。我們不斷增長的多種族國民在世界權力分佈中並沒有得到充分體現。我們的民主機構,無論是議會還是工會,仍停留在過去。
就像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我們很快會受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衝擊,尤其是電子科技、物理和生物技術方面。
但這些議題從來沒有被真正討論過。
我們現在社會的辯論有三個特點。他們本身自己已有所屬黨派;黨派政策比公共政策討論的更多;集體討論空間比比皆是,但幾乎全是黨代表,都說每所學校都希望聽到的內容。我們需要有助於維護民主制度本身的意見言論可以自由發揮,讓公共舞台上的政治家有利於民主發展。但在葡萄牙,我們失去了這種平衡。
討論也是即時的,當晚的事件當晚討論。有線電視政論節目討論幾個月以前的內容都會被視為過時,節目重視內容不重視質量,因此這些論點的平均預期壽命較低。
此外,缺乏專家意見,尤其是新專家。當然重要的是繼續依靠公眾輿論,但我們現在享受有史以來最有資格的一代,即「425革命」後出生的一代。 這不是空洞的吹噓,我們在眾多知識領域,擁有最專業的人士。許多葡萄牙人在國外的專業能力比在自己的國家更受認可,需要賦予他們權力,以便專家和公眾人物可以參與討論。
在我們的歷史中,一直都缺乏多元主義的辯論。
葡萄牙人在上個世紀至少有四個重要的時刻。包括41年的獨裁統治;4月25日康乃馨革命,帶動各自的去殖民化進程和50萬人的回歸;1986年的國家歐洲化;最近的經濟危機。儘管這些時刻都在葡萄牙社會中留下了深刻印記,但這些議題仍然需要進行全國性的公開辯論。
本週,波爾圖大學在關於葡萄牙青年與歐盟關係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學校中知識和政治概念的傳播存在差距。」在歐洲議會選舉前8星期,我們很少在社會看到關於歐洲議會各種主題的公共倡議。
我們是否已經有能力以理性的態度討論我們民主過渡的方式?葡萄牙的激進化為巴西和西班牙帶來什麼利弊?
辯論的缺乏和我們對分歧的排斥,這些都反映在智庫上。 根據對這方面最全面的調查-賓夕法尼亞大學2018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顯示,葡萄牙的智庫比馬其頓、玻利維亞或津巴布韋還少,比阿根廷少10倍。葡萄牙 沒有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這是一個沉默的國家。
我們缺乏參與和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葡萄牙輿論沒有分組和制度化。不分析、不影響、不阻止、也不提議。我們的個人和集體權利在各種情況下進行討論,但對社會的貢獻很少,政黨的表現過多。葡萄牙缺乏無黨派領袖,缺乏像Shaun King(美國作家)或Greta Thunberg(瑞典社運人士)這樣的積極分子;缺乏致力於社會現代化和發展的非政府組織;缺乏技術觀點、替代、獨立觀點、公眾動員以及對社會的承諾和質疑。
缺乏辯論,意味著我們的希望被投入到數百名政治家的集體決定中,並受其能力影響。我們將受制於效率低下,對創造力和創新有負面影響,我們將難以動員民眾。
與葡萄牙相反,許多國家都有廣泛的公開辯論。法國總統馬克龍上週完成了「全國辯論」,70%的法國人支持該倡議,全國辯論在各議題上進行了討論。其他人認為有必要將這些討論納入長期的國家戰略。去年阿聯酋推出了「阿聯酋未來戰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向全國提出了「大戰略」,目標直指2050年。人們會認為只有專制國家才有能力建立超越選舉週期的長期路線。但這也是民主國家的共同過程,要知道瑞典長期以來就是這樣做的。2002年,在約蘭·佩爾松(Göran Persson)執政期間,瑞典是最早推出「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之一。
我們需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葡萄牙開始討論其未來?新的經濟危機?激進民粹主義者的選舉?
*作者是Granito Group的創始人兼總裁,學術生涯包括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哥德堡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亦被世界經濟論壇任命作全球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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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畫面走進我們的生活當中。生命、人文歷史和各社區都被摧毀了。熱帶氣旋「伊代」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馬拉維、津巴布韋、馬達加斯加和莫桑比克成千上萬的百姓失去生命。莫桑比克城市貝拉超過50平方公里的土地,基本上全遭洪水淹沒。我們都對風災造成的損害表示絕望。據世界氣象組織表示,這可能是南半球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在這一刻,我們都是南半球人,同住地球村。我們身處遠方,但是他們需要我們千千萬萬人的援手,情況非常緊急。因此迫切需要通過各方法擴大團結網絡,以達至相同的目標。我們需為莫桑比克伸出援手,現在已開設澳門大西洋銀行戶口收集捐款,以協助莫桑比克救援。澳門應作為一個加強中葡合作的平台,獲取資金以協助當地災民。與此同時,我們鼓勵向莫桑比克官方的救援隊伍及醫療團隊提供資源或藥品,我們會以各種方式參與協助,以挽救和照顧那些脆弱的生命。
今天的援助必須擴展到對未來重建的貢獻上。很多時候,我們被信息社會短暫性的誘惑所吞噬,拋棄了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在這裡播下希望的種子,就如莫桑比克偉大的詩人José Craveirinha所說:「種子,慢慢地,在黑暗的土地播下種子。種子,在Chicomo地上,向非洲太陽中下生存的生命致敬,隨著巨大的啟示,一切都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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