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一個多人選擇移民的國家 ,但並非國際化國家

葡萄牙的公眾人物幾乎是本地人(沒有外國血統);我們在電視上也沒看到文化多樣性;我們也沒有政治家來自移民家庭;移民的後代亦沒有參政議政,出現在議會中。即使是作為最前衛和最不聽話的文化領域,仍然不受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這始終是一個傳統的左翼主題。

現實與其他國家不同
瑞典政府的部長在國外出生,就像伊朗裔消費者事務部長Ardalan Shekarabi。 以難民身份進入瑞典後,他15歲時便成為青年黨成員且活躍政壇。出生於土耳其的瑞典商務部長拜伊巴(Ibrahim Baylan)的成長歷程也幾乎完全一樣。
出生於羅馬尼亞的法國體育部長Roxana Maracineanu;擁有意大利血統的巴西共和國總統;上週被選為摩洛哥裔參議院議長;哥倫比亞血統的教育部長,還保留了很多的西班牙口音。
在英國,有52名議員有外國血統;在葡萄牙只有一個:社會民主黨的Nilza de Sena。
在西班牙,一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都有類似問題的國家,這些移民以匿名身份來到西班牙,但在電視、電影、文學或音樂方面都佔有一席之地。例如EmilioAragón(古巴裔)、Miguel Bosé(巴拿馬裔)、Mikel Erentxun(委內瑞拉裔)、Juan Diego Botto和Cecilia Roth(阿根廷裔)或Carmen Posadas(烏拉圭裔)。
最近幾週,我曾要求幾位葡萄牙人列出在葡萄牙社會中脫穎而出的外國人或來自其他國家的葡萄牙人,得到的卻是靜過太空的回應。
我們處於無限輪迴的矛盾中。國歌本應是好客之情的抒情詩,我們歡迎外來的人比我們更加強,歡迎有能者居之。但當這些外來的人決定居住下來後,詩歌就像變成詛咒一般,能力消失,他們也不會感到自豪。我們並不是一個會公開批評的國家,很少會在公開場合聽到仇外言論。我們不是俄羅斯或芬蘭,但是我們被內在的恐懼所籠罩。大部分葡萄牙人民,教育水平較低,既保守又短視。我們必須正視每個人的差異。
許多人的恐懼都是基於本能。例如,疼痛會在大腦的前額皮質中產生化學反應,文化規範將我們推向一個國家製造的恐懼當中。就像一個穿著傳統印度服飾的人很容易被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人看出端倪。
差異性的恐懼只有當葡萄牙人聚在一起,並做出合理行為下才會得到控制。貶低移民而衍生成的等級制度,對葡萄牙人產生了潛意識,同時振奮人民信心。我們是支薪給烏克蘭女僕或替我們修指甲的巴西人。我們命令他們必須用熱水洗滌菜餚,我們才是選擇顏色的主人。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葡國本土人民才認為是合理的。我們對這種現象作出分析。 有人認為,在民主時期,葡萄牙主要接收來自葡語國家一些沒有什麼能力的移民,因此難以在主要決策上發揮影響力。
當然也有例外情況。 Oi電訊執行長Zeinal Bava就是來自莫桑比克穆斯林家庭;總理安東尼奧·科斯塔的父母也是有果阿血統;巴西人Fernando Pinto擔任葡萄牙航空總裁已有17年了;葡萄牙司法部長在安哥拉出生,但他們是少數的例子。 不清楚是由於資歷較低抑或結構原因,那些移民都沒有積極參與到葡萄牙國會中。
值得慶幸的是,其他國家也並非全是貧窮的葡萄牙人。當今仍有許多擁有葡萄牙血統的政治家的,例如美國眾議院議員德溫·努涅斯和盧森堡副總理兼司法部長費利克斯·布拉茲。
但現在葡萄牙的權力等級或很快就會受到挑戰。新移民浪潮,對居於葡萄牙的外國人帶來了比大多數葡國本土人民更富裕,以及更有資格成為葡國本土人民的外國人。
巴西是百萬富翁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葡萄牙是他們的首選的移民地。去年,選擇在葡萄牙居住的歐洲人數量超過歷史記錄。現時在葡萄牙,法國人比幾內亞比紹、意大利以及聖多美普林西比更多。來自中國的移民也增加至超過安哥拉人。
現時共有逾 42萬外國人居於葡萄牙,其中的8成為勞動人口。在葡萄牙的民主歷史中,葡國曾迎來幾波移民 ,例如葡語國家和東歐國家。但新的移民浪潮是最具代表性的,可以成為國家移民一詞的新定義。
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勝出,導致大量巴西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從巴西流向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將被迫重塑我們對巴西人的看法。另外,我們正在接收數百名技術企業家,這些企業家能迅速融入葡萄牙社會。
總而言之,移民人口不會在大城市的郊區居住。但他們仍然生活在有影響力的郊區。葡萄牙是否能夠再次拒絕一批希望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的人呢?
他們中的許多人,無論富裕或年長,最終都會建立自己孤立的舒適空間。 如果不鼓勵他們接受國家所制定的計劃,他們將永遠待在溫室中成長。
葡萄牙有很多富翁和企業家只是住在高級酒店的房客,若推波助瀾,他們或許會為葡國社會做出貢獻。
其他具有勞動生產力的新移民將直接與葡萄牙人競爭。這是葡萄牙現代史上首次出現的情況,若我們決定利用那些選擇葡萄牙生活的人的財富,葡萄牙將能有更多的公務員,專業的醫生和律師。
這將是葡萄牙選擇的發展道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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