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才華是不會受到任何限制的」

3月下旬,中國當代知名作家王安憶再度回到澳門,並接受澳門大學頒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澳門大學發出新聞稿表示,此是為表彰王安憶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對世界漢語文壇所做出的傑出貢獻。澳大人文學院院長靳洪剛盛讚王安憶不僅在中國和東方文壇得到普遍承認與讚譽,還屢獲世界文學獎項,成為西方文壇向東方瞭望的魁偉騎士。

其實王安憶早已與澳門結下不解之緣,與澳門本地文學界亦多有交流。2015年,王安憶曾受邀出席當年的澳門文學節,同時在澳門大學任駐校作家,開設文學講座及寫作工作坊,與本地學生、作家及一眾寫作愛好者交流甚歡。之後更創作散文《在澳門》,記錄了彼時數日於澳門的所見所感。
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和復旦大學教授的王安憶,在諸多社會職務之外,依舊保持著旺盛的產量,亦不斷變換寫作題材和寫作方式。自1977開始發表作品以來,迄今出版作品約六百萬字,作品被翻譯成十四種語言。
王安憶多年來以寫實主義創作風格見長,代表作之一《長恨歌》吸引海內外讀者無數,但她並固步自封於複製已經被證實為讀者所喜歡的審美趣味,創作風格開始有意識的往虛構及象徵方向嘗試。她在2016年出版第13部長篇小說《匿名》,大膽嘗試使用大量詩類「隱喻」敘述和抽象表達,既是對於自己的大膽突破,亦是持續對世界的好奇發問。
出生於1954年的王安憶,初中時期遇上文化大革命,初中一畢業即「下放」到安徽農村插隊,成了廣大「知青」中的一員。單調的農村生活對於十幾歲的少女而言,無疑是苦悶而充滿對前途未卜的憂慮。因此王安憶在回憶青春期時,覺得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苦悶」。
「我的青春好像是一個波動不安的身體上的狀態。當時前途渺茫,許多事需要努力爭取,而且也不曉得爭取會不會有結果。」她回憶道,「但是我倒不覺得這種苦悶是單獨為我們這個時代所獨有的。後來我看五四時期郁達夫寫得關於年輕人的小說,發現很多當時跟我相似的情形。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苦悶並非我們這代人所獨有,只不過大家苦悶的背景不一樣罷了。」
回頭看當年那段「下放」經歷對於她後來成為作家的影響,王安憶覺得,有,但不是決定性的。
「有一點我基本上是肯定的,就是一個人的命運,基本上是一開始就規定好的了。我覺得我這個人即使當年不插隊落戶,也會做作家。如果當時沒有文化大革命,讓我好好的完成高等教育的話,說不定我做作家會做得比現在更好,當然也可能不如現在,很難假設。所以我並不認為插隊落戶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條件。但是應該承認的是,這段生活對我還是有很大意義的:如果不去插隊落戶,恐怕我永遠不會知道在上海以外,還有這樣一種生活。」
1986年王安憶發表了描述文革中不同知青的經歷的中篇小說《小鮑莊》,被視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但也因此她開始被定位為「知青作家」、「尋根文學作家」。到了1995年,她發表《長恨歌》後,外界開始將她歸歸類為「海派作家」。
對於諸多加身的標籤,王安憶表示頗為無奈:「我們其實都是很被動地接受那些定位。作為寫作者,正在做的人不會那麼清醒地決定說我今天做什麼、明天做什麼、接下去我又要做什麼。」
「真要細數,我其實寫知青生活並不多。我恐怕是寫知青寫得最少的一個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我其實是寫青春生活比較多的,但是我們那個年代,青春是在知青生活裡度過的,所以知青生活其實是我青春生活的一個背景。」
「後來為什麼別人都認為我是個寫上海的作家,這也是很被動的。我最早有一個中篇小說叫《流逝》是在八十年代初時完成的,寫得就是上海。可是那個時候上海沒有成為話題,所以都沒人會注意。等到上海成為話題了,我才開始被別人定義為一個寫上海的作家。事實上我的寫作基本上是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寫農村或者是內地的城鎮,還有一部份就是寫上海。 」
與她筆下創作出的許多敏感婉轉而又心思縝密的代表人物不同,王安憶本人性格頗為直率,回答問題多用短句,直截了當又直擊重點。即使是被問及較為敏感的問題,譬如「內地出版審查制度對於作家創作的影響」,她依舊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審查制度比以前是寬鬆到不曉得多少倍了。當然我也不能說任何一個政府會完全放棄審查的。每一個政府、宗教、或者種族都會有自己的禁忌,不可能存在完全沒有審查的狀態。」
然後她話鋒一轉:「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是這樣的,審查不是在你寫作完成之後才發生的,其實你在寫作的時候甚至寫作之前審查已經就存在了嘛。」
她犀利指出,最終還是跟作家本人的才華有關:「作家的才華是不會受任何限制的,如果有才華的話。」
「我覺得作家的才華還是在於如何體現你怎樣認識你所經歷的生活。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經歷,對於作家來講,最重要的是怎麼認識你所經歷的生活。很多作家曾生活在禁忌時代過,甚至作品都沒有出版,不也流傳至今了嗎。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寫作者,可能不會受到這些外在的影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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