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美國以「安全」為由，對特定國家實施先進半導體與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但同時又從這些國家進口自然資源和消費品。若沒有這些措施，美國所謂的貿易逆差規模不會像今天如此龐大。
與特朗普政府所聲稱「其他國家在搶奪美國就業崗位」的說法相反，實際上正是美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其在製造業領域無法與新興經濟體競爭。
歐盟和加拿大擬對美國大型跨國科技企業徵收反壟斷數字稅，讓人想起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龐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卻被美國刻意排除將這一部分在其貿易帳計算之外。
美國之所以能夠維持其「貿易逆差」，歸根結底是因為全球被迫為美國債務「買單」，美國則通過調節利率、控制美元流動，收割全球增長紅利。
美國所謂的債務壓力，本質上是由政府支出與收入結構性失衡所造成的。國家大量財政支出流向最富裕階層，這些支出以政府合同、採購和投資的形式，經立法和行政部門的代表批准，而這些代表同時確保富人享有極為有利的稅收政策。這一模式導致美國國內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話雖如此，美國靠對全球發動關稅戰，無論是為了縮減「貿易逆差」、通過減輕國債實現經濟再平衡，還是要讓製造業就業回流，都不可能實現任何目標，而美國自身對此心知肚明。因此，關稅戰不過是掩蓋國內真正問題的一種手段，最終只會令自身受害更深。
美國政府大肆宣揚「對等關稅」是保護美國人民的一種手段，實則維持着一個由窮人為富人買單的體制，並將深層次體制性問題歸咎於他國。
至於關稅導致的生活成本上升，美國政府則以安慰性話語淡化影響：「那麼，孩子們或許只能有兩個玩偶，而不是30個。也許這兩個玩偶的價格比原來多一兩美元。」
但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美國「對等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絕非這麼輕描淡寫。這也正因如此，華府一再推遲與貿易夥伴達成協議的最後期限，因為很少有國家願意在現有條件下展開談判。即使美方聲稱某些談判已「接近達成協議」，特朗普政府所取得的成果仍遠不能稱為全面且具約束力的貿易協定。
特朗普已宣布，自8月1日起，將對歐盟和墨西哥加徵30%關稅。相關信函已分別發送給兩方領導人並在其個人社交平台上公佈。美國還向包括加拿大、韓國、日本和巴西在內的20多個貿易夥伴發出類似信函，關稅稅率在20%至50%之間不等。
如外界所料，針對美國政府近期發出的關稅通知函，相關國家表態願在限期前與美方展開談判，但同時強調不排除採取反制行動。歐美已談判數周，而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貝恩德．朗格（Bernd Lange）形容美國的信函為「既無禮又羞辱」。
美國試圖通過關稅破壞既有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將本國利益凌駕於全球公共利益之上，這種行徑注定失敗。
很明顯，儘管美國威脅的關稅稅率依然高企，其施壓幅度已呈逐步收斂之勢，「寬限期」亦日趨縮短，施壓手段更加露骨，而受影響國家的回應亦漸趨可預見化。美國在這場關稅戰中取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