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論壇的葡語國家代表喪失了他們的澳門居民身份證（BIR），原因是根據澳門第16/2021號法律，逗留和居留的許可要滿足相關條件。
而代表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張身份證，他們還失去了權利和生活水準；他們失去了補貼，孩子上學要付更貴的學費，不能獲得免費醫療服務…他們要更改銀行戶口的資料，在過境時花上幾個小時解釋自己是誰在做什麼……他們走在街上，靠護照上釘著的一張紙，授權他們在這裡生活。
沒有外交溝通，沒有事前洽談，也沒有補償性安排。一位匿名人士表示，現在沒有人會說什麼，這件事「被嚴密封鎖了」，但「那不適感是巨大的，每個人都很緊張。」
雖然該法律是去年通過的，但代表們在兩位新同事到來時才意識到其後果。因為他們持有有效的證件，所以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之後出現的續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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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平台》了解到，代表們的回應方式是透過集體組織的。他們首先要求論壇常設秘書處介入，以便領導該組織的中方能夠與澳門當局調解此事。然而，商務部任命的官員認為他們沒有正式的合法性去介入，因為這是「完全屬於澳門政府權限的決定」。澳門的人員則表示「一無所知」和「無能為力」。
求助
輔助辦公室隨後正式要求與警方的出入境部門會面，並要求經濟和財政司司長李偉農介入。而這一回—及有關希望—隨着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的一封信而正式告終…7月21日，張玉英回應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就澳門論壇輔助辦公室提出的問題作解釋時表示：
「關於輔助辦公室在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即相關安排只適用於新來的代表，根據第16/2021號法律，到目前為止，沒有法律依據去繼續批出葡語國家代表的居留許可，尤其是上述提及的做法。」
到目前為止，沒有法律依據去繼續批出葡語國家代表的居留許可。
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 張玉英
換言之，代表們自2003年以來，通過部長級會議和行動計劃的政治力量獲得了一些權利，讓他們有三年的居留許可，並可續期三年，但代表們仍然嘗試圖讓另一個安排只適用於新法生效後的新任人員。而這要求被拒絕了。
《澳門平台》所獲得的保安司司長辦公室覆函中，明確指出了所有的後果：「此外，謹通知輔助辦公室，隨著上述法律生效，論壇常設秘書處內部規則第6條第2款，以及同一規則第1款b項，有關生活條件的第四部分，其規定的內容不符法律規定。」
實際上，發生在安哥拉和幾內亞比紹兩名新代表身上的是，他們是在條件與前任相同的前提下接受職務的，而他們來到這裡才發現要面對新的現實。然後，所有在座的人都清楚，一旦身份證的有效期過了，他們將不得不交出身份證—沒有他們所指望的續期權利。而他們所有人都要這樣做，除了一個，因為他擁有永久居留許可，他在被任命為論壇成員之前就已經在澳門居住。
外交的道德
個人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身份證持有人有權獲得生活費補貼、消費卡、較低的學費、醫療服務、過境時較少的官僚手續等等。為大家庭而言，由於整個家庭都會獲得身份證，所以收入方面的影響很大。僅以澳門葡文學校為例，每個孩子所需的費用一般會是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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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位外交人員向《澳門平台》表示，這裡還有一個政治問題。「沒有一個葡語國家的代表會反對遵守法律。但做這些規管是有很多方法的，也有外交道德；並使用有正式制度地；更不用說可以通過談判達成的補償措施。」
同一匿名的消息來源解釋，另一個「敏感」問題，是「對持有外交護照的高級人才的尊重，他們被中國邀請到澳門居住，履行一個理應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戰略計劃。如果這不值得有特殊待遇，也至少值得一份關心，如果連這都不值得，我不知道什麼才值得。」
例外…和後果
黃少澤執行法律。而在其辦公室主任簽署的覆函中，法律思考以一種預設、有理的方式出現。奇怪的是，同一部法律允許行政長官在特殊情況下，將居留許可授予與澳門特別相關的高級官員，這在其他情況下也會發生。然而，在澳門的這一個時刻，賀一誠或許沒有考慮這樣的可能—如果他想到過這個可能—而這在本文截稿前無法得到確認。
在《澳門平台》接觸到的外交圈中，這個問題正在產生政治影響，只是沒有公開回應。一方面是鑒於傳統上處理最敏感問題的自由裁量權；另一方面是因為牽涉到不希望公開立場會傷害到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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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澳門平台》可以確認，葡語國家駐北京大使已經知悉現時澳門論壇的緊張氣氛。一位知情人士警告，事實上，在撤銷居留許可「只是另一個案例」的背景下，有「更嚴重的問題應該被檢視」，「一系列的限制不僅是由於經濟危機和疫情困境造成」。但雖然如此，總有最低限度。「代表們代表他們的國家，他們有外交護照，並受到中國的邀請。他們不能拿著護照上的一張紙走在街上。他們甚至沒有得到一張藍卡！」
代表們代表他們的國家，他們有外交護照，並受到中國的邀請。他們不能拿著護照上的一張紙走在街上。他們甚至沒有得到一張藍卡！
匿名外交消息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