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Priscilla Roberts接受《澳門平台》訪問時表示，最近的國際形勢或有利葡語國家爭取大國支持。這位學者專注研究中國與葡語國家的過去及當前關係、外交官 Amílcar Cabral的影響力，以及佛得角在冷戰期間的重要作用。
－您提到1955年的亞非國家會議。考慮到中國當前對葡語國家的興趣，中國對反殖民主義的支持，是否一直是一項長期的經濟戰略計劃？
Priscilla Roberts：當時，中國對反殖民主義的支持與其說是精心設計的經濟戰略計劃的一部分，倒不如說是非洲和亞洲國家採用的標準辭令的一部分。然而，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所做的就是向新獨立國家提供援助，這些國家可能有助於打破對中國實施的國際經濟制裁，以及在聯合國投票支持結束此類制裁，及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
－Amílcar Cabral曾提到，當時中國援助的主要目標是「將幾內亞比紹和幾佛獨立黨變成他們未來的奴才」。 現時，您如何看待這些國家之間的關係？
Priscilla Roberts：我認為將這些關係描述為中國試圖使這些國家成為「奴才」可能過於強烈。但毫無疑問，其中有強大的交易元素—他們像是主顧般的關係。作為各種經濟援助的回報，中國尋求一系列好處和支持，例如在聯合國的投票支持、這些客戶國所屬的其他國際組織的支持，以及獲得礦產、海洋和戰略資源。
－Amílcar Cabral 當時與蘇聯及中國談判時展現出過人之處，顯示小國也有能力與大國談判。您認為現在的權力結構如何？這種葡語小國的靈活性是否仍然存在？
Priscilla Roberts：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以及他們在當地面對的局勢。對他們來說，最糟糕的時期可能是冷戰後的那幾年，即1990 年代和 2000年代。對這些國家而言，當時中國幾乎是他們唯一的牌。
目前中國和西方國家之爭的國際形勢，歐盟和澳洲關注中國崛起及影響（俄羅斯也希望增加其在非洲國家的影響力，至少在俄烏戰爭之前是），令非洲的葡語小國（以及東帝汶）有更大空間博弈，爭取大國支持。
當不止一個大國爭奪他們的青睞時，小國會有更好的外交成績。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動態將如何發展，特別是考慮到新冠疫情、中國當前經濟放緩，以及中國持續進行因新冠疫情實施的邊境管制等複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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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駐幾內亞大使特倫斯．托德曼（Terence Todman）表示，與佛得角和幾內亞比紹「從一開始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為在國家獨立前與 Amílcar Cabral 一直保持著聯繫。為甚麼美國希望佛得角擺脫中俄控制？
Priscilla Roberts：是出於戰略和政治的利益。 首先，佛得角是大西洋中部的群島，其他大國可能將其視為潛在的海軍基地（現在可以獲得有用的海洋資源，尤其是魚類資源）。美國不想戰略對手（先是德國，然後是蘇聯，現在是中國）得到這些資源。
第二是美國的羅德島和馬薩諸塞州有一個龐大且政治聯繫緊密的佛得角社群，這意味著有影響力的參議員如羅德島的Claiborne Pell和馬薩諸塞州的Edward Kennedy 願意將大量美國援助引向佛得角（佛得角的僑民比住在佛得角本土的人口更多，美國的是其中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 Amílcar Cabral 在英年早逝之前，是位魅力超凡、口才極佳的外交官，他連結了廣泛的政治光譜，不僅是左翼共產黨，還有溫和派。他是反殖民革命中為人所接受的面孔，他曾受邀在聯合國演講，又獲教宗接見的機會。
到 1960 年代後期，美國開始意識到葡萄牙不太可能長期維持對幾內亞比紹及其他非洲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因此，與可能即將掌權的起義分子建立良好關係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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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到中國於2020年向聖多美提供的援助比其他國家都多。這是因為在冷戰初期中國在佛得角缺乏壓倒性的影響力嗎？
Priscilla Roberts：我會說即使與佛得角和其他葡語小國相比，聖多美尤其細小，在人口方面微不足道。就中國當時而言，聖多美最大的價值可能是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的投票權。
需要指出的是，蘇聯也曾參與聖多美的建設。蘇聯1980 年代在該島國上建造了一個無線電發射器。更不用說 1990 年代初期，美國和平隊和國際開發協會的活動，以及美國之音發射器。同樣需要指出的是，聖多美從 1997 年到 2016 年，近20年間，曾由中國轉向與台灣建交。
－聖多美不是蘇聯和西方國家主要利益的目標。僅僅是因為缺乏自然資源和港口設施嗎？佛得角不是一樣嗎（外交官Francis McNamara大使指，該島被視之為資源貧乏的國家）？
Priscilla Roberts：佛得角雖然貧窮，但在有用的國際聯繫方面要好得多，部分原因在於其廣泛的僑民關係。其機場是各國往返非洲的航班站點及中轉站。港口設施可以作為潛在的海軍基地提供一些戰略價值。從1990年起，該國還實行了多黨代議制政府和民主選舉。而且與幾內亞比紹、安哥拉或莫桑比克不同，佛得角從未陷入內戰。
佛得角也誕生了一些有吸引力和政治頭腦的領導人，大多情況下有西方血統，例如是前總統若熱·卡洛斯·豐塞卡（Jorge Carlos Fonseca）。他是一位律師和詩人，曾在東亞大學任教一年（1989-1990 年），在那建立了葡萄牙法律課程，然後返回佛得角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此外，雖然佛得角的面積（1,557 平方英里）和人口（1999 年42萬6285 人，2019 年 54萬9935 人）都很少，聖多美只有佛得角面積的四分之一（386 平方英里）， 人口僅為佛得角的三分一左右（1999 年為 13萬5886 人，2019 年為 21萬5056 人），而且聖多美缺乏如佛得角般有力和團結的僑民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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