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跨帝國漂流的一個世紀」（The Macanese Diaspora in British Hong Kong:A Century of Transimperial Drifting）由陳家怡（Catherine S. Chan）所著。這位歷史學家、布里斯托爾大學博士、澳門大學助理教授，探討澳門土生葡人社群向前英國殖民地遷徙的浪潮。這項研究令她意識到，土生葡人社群身份認同的異質性，最終產生社群分歧，甚至是隔閡。亦由於社群分別接觸英國或葡萄牙文化，導致出現不同的群體。陳家怡最近在葡文書局出版了這一本書，她向《澳門平台》表示，想繼續研究定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現在她專注於那些曾經支持薩拉查獨裁統治的人。
—你對土生葡人社群的興趣是如何產生的？
陳家怡：這一研究從博士論文開始，用時４至５年時間才完成。在開始研究土生葡人前，我已經對與身份有關的議題感興趣，因為這也與我的故事有關。我在香港出生，但在菲律賓馬尼拉長大。十幾歲回到香港時，我意識到—與我父母一直告訴我的那樣相反—這裡不是家。我不會說粵語，並且不得不適應這座城市的快速節奏的文化。定居香港的土生葡人的故事也反映了類似的經歷。他們紮根澳門，其中有些人在海外出生和長大，但最終也必須學會適應不同的文化和身份，才能生存和發展。
—你說：「澳門土生葡人社群比表面看來更複雜。」為甚麼？
陳家怡：對香港土生葡人的其他研究，只把他們描述為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忽略了有一部分人因為生活在這一英國殖民地而成為了英國人。有些是故意為之，有些是因為他們生於香港，在一個不同的城市和文化中成長。在書中，我描述了從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香港不同的土生葡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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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甚麼讓他們與眾不同？
陳家怡：第一代與澳門保持密切聯繫的移民，他們可以根據社會地位和階級分組，而那些中產階級，例如西洋會所（Club Lusitano）的成員，則更多是接受英國文化；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土生葡人 則更熟悉英語，並受到英國文化各方面的影響。四分之一的土生葡人最終歸化為英國殖民地公民，其中一些人並在香港立法會擔任非官守議員；還有一些在澳門出生和長大的土生葡人，他們年少時移居香港。與英國和香港文化相比，他們更傾向於認同澳門和葡萄牙文化。這些不同的親緣關係，最終反映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之中，例如西洋會所和香港葡萄牙同盟（Liga Portuguesa de Hong Kong）, 後者是民族主義派別，葡萄牙文化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19世紀末，香港葡文報章刊登多篇文章，抨擊西洋會所的精英主義，並在土生葡人中製造分歧。
這種隔閡可以被理解為土生葡人不同的集體和個人抱負的結果，這使我們能夠得出結論，社群是多樣化且異質的
—你談及社群當中的某種隔閡。
陳家怡：這種隔閡可以被理解為土生葡人不同的集體和個人抱負的結果，這使我們能夠得出結論，社群是多樣化且異質的。有共同利益的人團結一致，共同維護特權，爭取共同利益。這種立場最終導致社群分歧。
—澳門土生葡人與香港土生葡人有甚麼差異？
陳家怡：這些差異不是研究的結論，而是土生葡人自己承認的。考慮到澳門和香港在殖民時期的發展，後者感覺更加國際化，在1880年發生在紀念賈梅士的一場活動後，所造成的衝突就證明了這一點，這導致了西洋會所的成員和澳門土生葡人居民之間的議論。西洋會所組織了一場紀念這位詩人逝世300週年的活動，再現了共和黨人在里斯本開展的類似活動。期間，西洋會所成員為達爾文主義辯護，並試圖讓土生葡人相信科學與天主教並不矛盾。事件引起澳門社群和教會的反擊，他們通過彌撒佈道、新聞文章和派發小冊子反抗西洋會所的主張。西洋會所更慶祝英國的節日並演奏英國國歌「天佑女王」。這是他們如何被不同文化同化的另一個證明，並顯然可以解釋為土生葡人中產階級在英國領土生活時，對英國殖民政府抱有忠誠感的相關證據。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在群體之間劃清界限。香港的土生葡人仍然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有些人在20世紀30年代，既是西洋會所，又是香港葡萄牙同盟的活躍成員。
—你還提到，香港的土生葡人社群最終找到了一種在澳門沒有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在澳門是受到控制的。
陳家怡：在澳門，大部份土生葡人受到的限制多於控制。新聞受到審查，有一群土生葡人透過對市政廳施加影響，以保護其政治和經濟特權。在1840年，第一波土生葡人遷徙至香港的移民潮中，存在難以接受培訓的問題。反過來，在香港，土生葡人找到了更多的自由，不一定是因為港英政府更自由—例如中英文報紙都受到審查—而是因為行政部門沒有關注或限制土生葡人的倡議，因為其是一個邊緣化的小社群。在鄰近地區，他們為自己的子女找到了培訓機會，首先由傳教士提供保障，再來是政府本身提供保障；由於厭倦了澳門審查制度，報商在香港找到了發展該行業的新天堂，在 1840 年至 1860 年間，葡文報章數量激增。
—你強調政治、文化和公民關係的概念。這三者的關係是如何兼容並包？
陳家怡：土生葡人認同自己不止一個身份，既保留了葡萄牙國家的特徵，也為了在香港定居而吸收英國文化的特點。我們可以再舉西洋會所的例子，該會所旨在紀念葡萄牙歷史上重要的日子，其活動有助於接近英國殖民政府的高級職位人士。一些土生葡人，如布力架（JP Braga）同時受到葡萄牙和英國體系的表彰。
—僑民的歷史如何反映澳門、香港以及葡萄牙和英國的歷史？
陳家怡：這不僅反映了澳門、香港和葡萄牙的部分歷史，還展示了這些領土與英國和葡萄牙帝國之間的聯繫。一方面，香港的土生葡人與澳門保持聯繫—為開展與葡語和葡萄牙民族有關的文化活動提供資金。另一方面，他們亦在香港形成了一個新的英國身份，對一些人來說，這成為了一個跳板。不少人能在英國繼續發展，例如俾利喇（Manuel Pereira）的家族，他們從葡萄牙帝國過渡到大英帝國。也正是通過香港，這個家族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從澳門商人變成了英國貴族。
—你打算繼續研究這一社群嗎？
陳家怡：我想是的。我想更好地了解薩拉查政府時期，香港土生葡人之間的聯繫。了解葡萄牙民族主義是如何在英國領土上出現和發展，這將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到目前為止你有何發現？
陳家怡：在香港的土生葡人中，親民族主義的派系不斷壯大，最終轉化為對薩拉查政權的支持。香港葡萄牙同盟利用自己的報紙— La Comunidad在社群中宣傳愛國主義，該報章經常發布薩拉查的照片和其他內容。這一社群還資助美化葡萄牙歷史和薩拉查政權輝煌事蹟的行為。我在里斯本的葡萄牙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一封信發現，20世紀30年代，在香港葡萄牙同盟主席的帶領下，一群土生葡人要求葡萄牙政府允許他們在戰爭中站在葡萄牙這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