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由人的故事組成。今期，《澳門平台》選擇6位在澳門長大的人，細說回歸那年的人與事，又談談20年後的澳門。回歸對他們來說，有各種的感受；回歸後的生活各有改變，但非樣樣事情變得更好。
在這20年，潘志明都有一件事是保持不變：以幫助別人為首要任務。他談到自1999年以來所出現的變化：「在回歸前，我認為所有人必須共同努力，共創美好的未來，這激勵了我。我一直在提供幫助，我感到一個新的澳門，我希望繼續這樣做。」潘志明在1999年12月20日參與回歸典禮，他說：「那天，我表達了感謝並尊重葡萄牙政府，以開放的態度與中國政府合作。」潘志明表示，沒有回歸那天的相片，但分享了在這1999年11月，明愛園遊會的相片，站在身旁的是澳督韋奇立夫人。當局保證，慈善團體的支援保持不變，這減輕受助者的焦慮，直到今天。他說，擔任明愛總幹事的責任很重：「我認為未來會更好。我們承擔著照顧社會的責任。我不想用『滿足』或『開心』這些形容詞來形容，只是覺得有機會，可以為自己和未來做些事情。」他在回歸這二十年中，較突出的變化是，有機會進入接近權力的組織，並提出建議。他說：「回歸使我有機會加入政府的諮詢組織，我是組織中為數不多的其中一人，這是一種向政府提出我的想法和經驗的方式。」他回憶到在回歸後所做的事：「我是第一個登記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當時我並不是刻意這做，有2000多人登記，最後選出200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他又提到：「自回歸以來，我們擁有更多基本設施，這有助於幫助老人家。」現年61歲的潘志明，在1999年擔任明愛總幹事。
20年前，林玉鳳在澳廣視任職新聞記者，現時為立法會議員。某程度上，這一切與澳門回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雖說與澳門1999年12月20日回歸這件事上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間接上影響了我。」接住她娓娓道出她的故事，「我來自一個草根平凡的家庭，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有機會上大學。這個想法直到政府開始加大力度投放資源在教育上才有所轉變，當時還正值澳葡時代。有了澳人治澳的基本原則，政府意識到需要提升本地居民的教育，於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澳門的教育質量開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就是這樣，林玉鳳受惠於當時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憑著政府資助的獎學金繼續升學。她說：「這可以說是徹底改變我的一生，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可以成為一名記者，甚至是一位教授。我還一心以為我投身賭場工作。澳門回歸祖國為本地人帶來了不少的機會。」
相片攝於澳門回歸當天，這是漫長的一天。午夜降臨，眼見澳門文化中心門外滿是臨時搭建的帳篷。「當時我身份是一名記者，希望專注，凡事做到最好，我還記得當日很早便開始工作，我感覺我在見證一段歷史的到臨，務求取得最多的資訊。我從小學開始已經一直聽說的澳門回歸，現在終到有機會親眼目睹這一幕的到來。沒有知道將來怎樣，未來究竟會更好還是更壞。」儘管經歷過回歸前和回歸後，但林玉鳳認為澳門人的生活方式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她詳述：「我們依舊一樣會喝咖啡，一樣會吃葡菜、粵菜和土生菜。」她認為，惟獨改變的是政府的溝通方式。「回歸前，我覺得與政府官員溝通有隔閡，因為我們不是說同一種語言。現在溝通緊密了，但仍有其他阻礙。又例如，以前我們打電話去給司長是由司長本人親自聽電話的，但現在不會了，沒有了語言阻礙，卻有了因華人文化而生的其他阻礙。」
議員蘇嘉豪現年28歲，他對1999年12月20日的記憶印象模糊。他說：「當時我才8歲，仍在讀小學。我不記得回歸那天，我在哪裡、或在做甚麼。」回歸這個話題，亦不會在家中討論。他稱：「我的父母是典型的澳門居民，不談論政治，他們從未特別談論過回歸。我後來找影片及新聞來看，意識到這是關於甚麼一回事。」回歸後20年，蘇嘉豪進入議會，與1999年所拍攝的照片比較，建築物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蘇嘉豪對其他的改變更有感受：「儘管澳門的經濟發展迅速，回歸後政府及很多人士收入增加，但我並不感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的父母是打工仔，沒有從經濟中受益。」相反，他認為，由於經濟發展、房價上漲、人口和旅客增加，生活質量有所下降。
吳國昌在1999年12月20日的身份，與今天一樣：立法會議員及失業。20年前回歸那天，吳國昌在港澳兩地穿梭。在香港，他參與論壇、討論及接受訪問。時任香港電台記者毛孟靜（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邀請吳國昌參加電台節目，講述澳門將會出現的變化。回歸那天餘下的時間，他回到澳門，接受訪問及感受回歸氣氛。現年62歲的吳國昌回憶：「每個人都知道並感到，這是會有所改變的一天。」他訪談中收起感情，以非常客觀的方式在回歸時期過活：「我是學習經濟，生活在經濟和政治領域。我知道有些事情會變得更好，也有些事變得更差。所以在那天，我既不開心也不悲傷。只是靜靜的看著。」他續道：「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澳門的變化非常明顯，在1999年之前已經是。在九十年代，葡萄牙政府開始變得非常活躍。」他舉例，澳葡政府建立了衛生中心、醫院、公共房屋、社會保障基金及向教育的投資。
回歸那天，他沒有拍照片。他喜歡分享自己在1999年拍攝的作品，這也反映回歸時期。他解釋：「我們在抗議黑社會。」指的是回歸前派系衝突和擾亂公共秩序的時期。「有一種說法是，只要老鼠不出現在桌子上，牠們就可以存在。我們譴責當時所發生的事，隨著時間發展，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中央政府並非可靠，但是兌現了承諾。」他說，中央政府關注澳門的經濟發展，以展示「一國兩制」原則的有效性，澳門已成為博彩之都：「他們解決了黑社會問題，並表明他們可控制這些黑社會。」
回歸廿年，亦有其他變化，吳國昌表示：「一切都有變化，中國也出現變化。中國開始有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經濟，並獲得權力。現在，共產黨感到自己足夠強大，想控制一切。民主派人士面臨艱難時期，我知道這是歷史，一切都會改變。但是，權利和自由問題是一個大問題。這不僅是對香港，對澳門亦是如此。」至於他個人生活的變化，他幾乎沒說什麼，但回歸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那就是1989年6月4日。當時他是中國銀行的一名經理，「六四」時，辭職投身於政治及和爭取內地及澳門的民主。
二十年前，我當時是回歸慶典中，以應對任何突發情況發生。1999年12月20日，馬偉龍在回歸慶典旁的醫療中心作協調。他回憶道：「我整天都在值班，幸運的是，那天甚麼都沒有發生，所作的一切都是預防措施。我們設置30個擔架。想像一下，如果那時有舞台塌下，或發生爆炸……沒有時間立即把所有人送往急診，若發生這情況，部分處理的工作將由現場的醫療團隊負責，而我就是協調這個團隊。」他在那天沒有拍照，另外覺得那天過得有點奇怪：「一開始，我感覺回歸並沒有發生，但我正是翻開歷史新的一頁。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時刻，尤其是對於在澳門出生和成長的人來說。」至於恐懼，他坦言是存在的：「沒人知道會變成甚麼樣的生活。」他稱，儘管已知道所達成的協議，並且從理論上計劃所有事情，但實際上，不知道是否會適用。馬偉龍當年45歲，曾是山頂醫院臨床主任和心臟病科主任，他在回歸後20年中，一直擔任有關職務，直到今年5月退休。他說：「實際上，我的生活，個人或職業方面並沒有重大變化，語言也沒有大問題，因為即使在回歸前，我們已經使用英語作為交流語言，並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天。我們寫臨床期刊，並用英語進行臨床會議。在醫院方面，這沒有改變。」他說，儘管有所改變，放眼全球，現實是翻譯越來越差。他稱：「我擔任臨床主任，參加會議中的中文文件，經常沒有翻譯，只有口譯。改變通常都不太感受得到，但是在過去的20年來看，改變是有的。尤其是在去年。」
賈嘉慧
澳門著名空手道運動員賈嘉慧，在20年前回歸那年是17歲，還是一名學生。今天她37歲，是政府的翻譯。1999年12月20日，她是回歸表演的主角之一。正當澳門歌手黃偉麟唱着「Macau Conta Contigo」時，她在表演空手道。賈嘉慧憶述當時很冷，下着雨。表演完畢後回到家，繼續看電視直播。她表示：「踏正午夜，我放聲大哭，這是屬於我們的『盡頭』。」她稱，以往對回歸並沒想過太多。「我當時年紀很小，並沒對回歸的意義思考太多，但對我作為土生葡人來說，並不是特別想要的事，我感覺我是葡萄牙人多於中國人。對於離開的事情，比起即將來到的事，我更有感覺。」回歸20年後，她說生活並沒有太大變化：「實際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樣，享受澳門，並認為是『澳門人』，這兩個方面永遠不會改變。」她提及：「作為土生葡人，我覺得我們的地位有所改變，曾聽到內地有關批評我們的言論。例如：『澳門屬於中國，葡萄牙或土生葡人須保持沉默』。」她不滿這些論調。由於她的個人原因，未能提供最近的照片。
蘇爔琳 19.12.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