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改變歷史的會議 - Plataforma Media

一個改變歷史的會議

四十年前,中國共產黨的一次會議標誌著改革開放的開始。鄧小平譜寫新篇章,奠定隨後中國發生的巨變基礎。

 

1978年12月初,鄧小平終於能夠開始喚醒這個「沉睡的巨人」,並且推出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轉型政策。這些政策也被稱之為「改革開放」,對全世界影響深遠。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暫停發展。1976年,毛澤東逝世。其後由毛澤東妻子江青領導的「四人幫」被捕。中國的「傷口」漸漸癒合,當時中國的領導者還是屬於毛澤東的用擁護者們,鄧小平在文革期間被打壓。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78年12月18至22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在會議上,作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鄧小平為新時代踏出重要第一步。當然鄧小平也不需要擔任什麼國家主席、總理等職位才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藍圖的總設計師。
日常生活中,經過三十年在各方面的意識形態改變,現在是時候釋放中國人民進取向上的特質來實現國家現代化進程。這是鄧小平在黨和國家中佔主導地位的思想路線。
新的國家戰略目標被提出,即「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儘管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備受讚揚,但他的革命理論和個人崇拜被負評,未來四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下的發展道路將會是開放的。
從這時開始,鄧小平的思想已經成為國家遵循的發展路線。在「用事實說話」以及「解放思想」的基礎上。第一步做的就是農業,集體化的逆轉。在工業方面,引入雙重定價體系,即國有企業能夠以高於既定配額的價格出售產品,貨物以既定價格和市場價格出售。私有化的倡議開始取得空間,中國重新打開了外國投資大門。經濟特區(EEZs)早在1980年已建立:廣東省的深圳、珠海和汕頭,以及福建的廈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這些有效快速的各方面安排都讓經濟增長達到10倍以上,並且讓約8億人口脫貧。
兩個主要專屬經濟區的地區選擇並非偶然,因為深圳和珠海毗鄰香港和澳門,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並分別由英國和葡萄牙管理。收回主權的決定也十分合理,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政策,這就顯出決策者靈活變通的能力。漢學家Kerry Brown便在中國日報中刊登了他對這決策的見解—「受教」。然而,一些措施也導致了天安門抗議活動中所反對的腐敗現象、通貨膨脹和其他不滿的問題,這些抗議活動也要求更大的政治開放和自由。在此事件之後,中國重新啟動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之後,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和時任總理朱鎔基的領導下,中國成功在2000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2005年,私營企業已經貢獻國家一半的財產。然而,毛澤東時代遺留下的社會保障機制以及國有化企業倒閉使得社會不滿情緒爆發。而社會不公現象日益加大。2003年至2013年,在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下,試圖糾正社會的失衡現象。通過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大企業的出現,與國際舞台的其他企業進行競爭。隨著習近平的上任,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對商業的影響也更加深遠。同時劃出對經濟的行政干預較小的區域——「自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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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允澳門長遠發展」

 

崔世平18歲那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政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他親眼目睹澳門與內地發生的變化。崔世平的父親崔德祺,是澳門商界領䄂之一。在本次關於改革開放40年的訪問中,崔世平強調澳門商人的貢獻,尤其是對廣東省各縣市的貢獻。40年來,珠江三角洲一直在為大灣區發展做準備。崔世平是澳門區全國人大代表、亦是澳門立法會間選議員,他認為這個轉型過程改變澳門的生活方式和想法。

—時間回到1978年末,改革開放的時候,您當時在哪裡?您對此有相關記憶嗎?
崔世平:1978年的時候我在海外求學。當時我已經上大學了,因此沒辦法親眼見證這個改變中國的宏偉過程的開始。當時信息比較缺乏,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當1972年中美建交,中國進入聯合國後,大家預計會發生改變,可是還是不知道具體會發生什麼事情。鄧小平做了一件非常具創新性和創造性的戰略計劃。
—當時去內地是怎樣的?例如珠海。
崔世平:我對內地的看法十分正面。我經常和父親去廣東新會,那裡是我們祖輩生活的地方。人們都非常友善和接納大家。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我每次去那裡都見到有所進步,通訊也改善了。
—您父親崔德祺是一名傑出商人、慈善家和本地商會領袖。他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崔世平:我父親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一直密切關注我們祖輩的村莊。他帶了很多商品去那裡。他還為整個村莊修路以及興建水利設施,當時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事。當村莊需要某些服務時,如巴士服務時,他便投資一間合資公司。當這間巴士公司一切上了軌道後,便把它轉讓給當地人。他知道一個人願意無條件幫助別人和純粹商業運作,兩者之間是不同的。不過這一切都要建立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這樣他才可能把商品、服務和資源帶到內地。我父親是這進程的先驅。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澳門對改革開放的貢獻。與香港比較,澳門對此進程的貢獻是什麼?
崔世平:與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商人是由幫助廣東的村子開始。這不僅僅是商業角度的做法,更多的是一份情誼,把發展和財富分享給大家。因此相對來講,澳門貢獻巨大。如果你去內地的政府部門和其他基礎建設那裡看看,你會發現很多感謝澳門商人的錦旗。在商業方面,首批在內地投資的企業家包括吳福、曹其真和何賢。在商業方面,我們的貢獻十分重要,但更多講求的是一份情誼。
—改革開放為澳門帶來什麼好處?
崔世平:改革開放絕對為澳門帶來許多好處。貿易開放對澳門和內地都有好處。另一方面,澳門陸續出現內地的工廠工人和建築工人。這對我們的發展十分重要。在改革開放前,這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並不是因為澳門政府不想,而是中國政府不允許。這有助於澳門於70至80年代的工業發展,尤其是紡織業的發展。同樣,改革開放也對吸引投資客戶做出貢獻。澳門大部分銀行都是內地的,這促進了澳門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快速的進程,這無法實現。在非典型肺炎後,內地遊客進入澳門自由行,加快經濟發展。現在澳門居民每年收取的現金分享計劃都與此有關,這經濟實力都來源於旅遊業和休閒娛樂,因此改革開放讓澳門成為世界旅遊勝地。
—粵港澳大灣區正在發展,您認為大灣區發展的進程將會如何?
崔世平:我們都在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出台(由中央政府計劃)。這項規劃將對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有重大影響。現在,我們正攜手共同邁向前方,而我認為廣東三個自貿區—橫琴、前海和南沙都遵循不同的路徑向前發展,因為它們的特徵都略有不同。
—港珠澳大橋對於大灣區融合……
崔世平: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城市,像澳門、珠海、中山和江門都希望利用港珠澳大橋,以及未來連接深圳和中山的橋樑所帶來的優勢。這些都將會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我認為大灣區有助加快融合進程,每個城市都有自身的經濟形勢及人文歷史。因此一座城市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從製造中心變成高科技城市。我們在合作的同時也在互相競爭。這充分證明了自由經濟的優勢,因為如果中國仍然是計劃經濟,人們就不會參與競爭。
—鄧小平思想現在還有效嗎?
崔世平:當然有效,這是毫無疑問的。鄧小平思想在這40年裡一直發揮重要作用。習近平在開放的進程中,也同樣強調鄧小平的思想。
—人們都說這是習近平的新時代,有些分析者認為這有別於鄧小平。您怎麼看?
崔世平:鄧小平當時發展基礎較低,而習近平時代的起點較高,這就是明顯的區別。這兩個階段都十分有決心。在鄧小平時代,他不得不解決各種問題,他首要問題就要把簡單的問題解決了。現在的習近平時代,中國已經成功通過「淺水區」,進入「深水區」,在簡單問題已解決的基礎上,我們現在有更多長期問題和難以解決的複雜問題。中國不再是一座孤島,必須與世界打交道,並且成為世界的領導者。隨著世界的變化,挑戰也在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前進的方向、方法以及分析的範圍,甚至評估風險都是截然不同的。

 

馬天龍 07.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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