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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安哥拉

阿麗娜·弗拉贊(Aline Frazão)剛發布《在雨中》(Dentro da Chuva)這張專輯。這位安哥拉藝術家表示,這張專輯是回到最初,回歸音樂和吉他,也是與安哥拉的重逢,這是離開十年後再次回歸。

《在雨中》是阿麗娜·弗拉贊的最新作品。今年30歲的她入行做音樂已經十年,這是她第一次在安哥拉創作專輯。離開十年後,兩年前她回到那裡。這次改變是不容易的,專輯中提到了這一點:重聚、不安、躁動……這位安哥拉藝術家向《澳門平台》介紹這張專輯,以及「沒有政治前途」的國家和「並不存在的」葡語系。

—你的第四張專輯於上月21日推出。感覺如何?
阿麗娜:我很有成就感。當我與人接觸時,做音樂的感覺就會消失。

—你的作品反映你生活中很多東西以及變化。《在雨中》如何反映你生活的另一個階段?
阿麗娜:我回到安哥拉後才創作《在雨中》。我在葡萄牙和巴西住了10年。大概兩年前,我下定決心回來。這是我第一次以非僑民的身份創作,是一次困難重重的改變。在安哥拉首都羅安達生活並不容易。我很感激羅安達,這座城市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生活。這張專輯反映了這種沉寂,我想「抖一抖」。這段時間我恰巧停止了與Rede Angola合作,以前我每星期都為這個網絡媒體寫作,這是一個非常自以為是的階段,讓我有點崩潰,我不得不傾聽更多,關注自己更多,關注周圍的事物更多,恢復寧靜、平靜。這張專輯講述了這段心路歷程。但這並不是一張講述平靜、和平和安靜的專輯,反而是講地獄、不安、躁動,帶着改變的味道。

—你的作品在不同風格間搖擺。你說另一張專輯《小島》更具電子風格,且更優質,而這一張《在雨中》是一次回歸和重聚。你能解釋得更清楚點嗎?
阿麗娜:這與我回到作曲、主唱和吉他的位置有關,我剛開始在公共場合演唱就是這種形式。我所有的專輯都是從這種地方開始的:從房間、紙張、筆和吉他開始。我以作曲家的形式出現可能比我本身更優秀。這是回歸本源,用較少的樂器回歸更赤裸裸的聲音,可以為聲音、歌詞、詩歌、信息以及我想唱的東西創造更多空間。

—你邀請了很多人,例如Jaques Morelenbaum。他們都是啓發過你的藝術家嗎?
阿麗娜:我一決定是在里約錄專輯時,就想到了Jaques Morelenbaum。我與他在里斯本相識,所以就邀請了他。我向他寄了我的音樂,他很喜歡,就接受了幫我錄製。然後突然間, Jaques Morelenbaum與Tom Jobim一起來到我的工作室,他製作了多張巴西歌手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的專輯。我感覺他聽過專輯,這很少見,因為他是一位很值得敬仰的音樂家。他很慷慨。當我考慮在巴西錄製時,我就希望也能與這位巴西音樂家談談,他也是我的情感的一部分,我覺得如果這張專輯裡只有Jaques,我會感覺不舒服,他代表更規範,更著名的音樂,與Bossa Nova緊密相連。接下來就是巴西歌手Luedji Luna的內容。我想創作一首能給我們帶來非常不同聲音的歌。沒有Luedji,巴西的經歷將是一段不好、不完整的故事。 Luedji代表了新的巴西,代表了女同性戀黑人女歌手的力量。她來自巴伊亞,與非洲有很強的聯繫。這是專輯中最美的歌曲之一。那裡出現了《在雨中》這個名字,這是Kapiapia音樂的歌詞之一。然後是João Pires,我在一些狂歡節的合作夥伴,不僅是音樂,還有情感的伙伴。他是一位令人難以置信的作曲家,非常里斯本化,但也兼具世界各地的風格,他住在巴西,也曾在佛得角住過,我們最終分享了這種語言。他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

—你在安哥拉出生、成長,曾在葡萄牙住過,有來自佛得角和里約的家庭。葡語係是以什麼方式在你的音樂中體現的?
阿麗娜:我不知道這是否與佛得角和巴西的根源有太大關係,或者更多是因為我的父母經常在家裡聽這些歌曲。我認為這可能會有更大的關係。我母親經常聽很多來自佛得角的音樂,在羅安達也能聽到很多佛得角和巴西音樂,我就是這環境下的產物。巴西音樂的熱情在我作為藝術家的身份中非常重要。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葡語系給了我很多自我認同,但如今我覺得還不足夠。我覺得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希望這是存在的,但現實總是落後兩三步。如果我們談到葡語系,我們應該談到幾個通常被邊緣化的領土,如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聖多美或澳門。我不知道世界的這邊發生了什麼。

—這只是一種空洞的想法嗎?
阿麗娜:在政治層面,還必須打破葡語國家內,葡萄牙和巴西建立的雙邊關係中的某些權力遊戲。葡萄牙作為主導這種語言的國家,會引起很多爭議,因為巴西講葡語的人最多,其餘的國家都不是主要語言。我來自安哥拉,對這種邊緣的地位很有感觸。我曾經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如今,當這面旗幟升起時,我覺得是一種推動。然後是情感的方面。正如我們正與Luedji建立的這些交流和會談。但也只是點到為止。還不夠規範和體制化,所以不足以稱為葡語系。

—在藝術的層面,你覺得是否有統一性和聯繫,因為你們有共同的語言和歷史?
阿麗娜:我不這麼認為,有很多虛構的東西。如果要討論共同的歷史,那就讓我們談談那些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戰爭、殖民壓迫,談談葡萄牙沒有順利解決的問題。葡萄牙殖民時期的歷史不是癒合的傷口。這已經成為禁忌,不幸的是新一代甚至都無法接觸。而且因為不了解歷史,所以有一代人決定保持沉默。但歷史並沒有停止,在安哥拉有很多葡萄牙人。有許多非洲人正在里斯本塑造和適應這座城市。里斯本的音樂界反映了這一點。但同時通婚也很多,有很多幾內亞、安哥拉、巴西的後代……當交流發生時,你會覺得恐慌。在我生命的這一階段,我不認為語言是連接人們的強大元素。必須有尊重,必須有平等,這在葡語系中尚不存在。葡萄牙和巴西的地位存在爭議,而我認為這場口舌之爭沒太大意義。

—你如何看待安哥拉總統若昂·洛倫索的領導?
阿麗娜:若昂·洛倫索給人民帶來了希望,因為他高舉反腐敗鬥爭的旗幟,傳遞了正義,為國家領導層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姿態。他上任後立即解僱伊莎貝爾·多斯桑托斯和其他若澤·愛德華多·多斯桑托斯的子女。他對前總統提出的批評很快深入民心,因為前總統所做的是為了讓子女受益。我不屬於激進的那批人。我缺乏數據來理解反腐敗的標準:是通過權力分立還是通過加強總統的權力。這是一場危險的戰鬥,因為安哥拉是一個非常腐敗的國家,如果一旦開始,將影響整個商業結構,並最終涉及總統,腐敗的魔掌伸向警方。有時代變化的明顯跡象。前總統的兒子Zenú正在監獄服刑,這改變是非常強大。我仍然不明白的是,是追捕這些女巫,還是某一些女巫。另一方面,我還沒有看到未來的道路: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是過時的黨派,反對派非常弱,政治生活非常薄弱,這是安哥拉重要的問題—安哥拉人民的社會、生存和尊嚴問題,尚未得到解決。

—這也是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的一個階段,中國是安哥拉最大的貿易夥伴。您如何看待中國,尤其是華人社群在安哥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
阿麗娜:融入安哥拉並不容易。但有意思的是,中國人有一種激情,就是努力融入、學習語言、在當地像本地人一樣生活。這是讓安哥拉人很欣賞的一個方面。

—你也將自己定義為女權主義者,這一點也體現在你的作品中。是否還有很長的鬥爭之路要走,還是你覺得這種心態已經在改變?
阿麗娜:這兩件事情並駕齊驅:有更多空間討論多樣性,我們開始更了解安哥拉人民保守和狹隘的一面。現在我們可以談論自己的想法,有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 Odjango(安哥拉女權主義團體)的工作從不迴避大問題的辯論,也沒有搭順風車,總是試圖適應安哥拉的環景。 Sumamuma是女權主義者所做的一次小小的致敬,我也從她們身上學到了東西。

—澳門有什麼帶給你什麼感受,或者你從精神上感覺離這部分葡語世界很遙遠?
阿麗娜:很遙遠。我可參考的資料很少。我沒有多少聯繫,也不了解,但我很好奇。我想了解澳門講葡語的狀況和講葡語的社群,這就是這個世界的另一面。我期待明年可以做到。

 

 蘇爔琳
 05.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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