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博彩業復甦，但澳門博彩控股有限公司卻表現不佳。該公司表示，這一情況與路氹的上葡京工程遇挫有關。但也存在一些已知的結構性問題，如拒絕創新和管理模式極為特殊（包括與相關衛星賭場的關係）。每個運營商所提出的博彩模式對於出台相關政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像許多其他的政策一樣：模式、亦或是幾種組合，都是為了更好地為城市服務; 或者說，是利用博彩合同的重新談判來重新調整城市發展路線。
至於運營商、荷官；旅遊市場；簽證，勞動實踐，財政規劃，住房政策等方面，重新界定行業與城市的關係很重要。或者說：澳門會選擇什麼樣的博彩模式。以經濟的名義，當然肯定也有明確的政治選擇、城市發展的審美和社會文化。
澳門博彩業佔經濟的比重無論在何種理論模式中都是過度的，但是有一個優點：如果政府以最小的變革程度來對未來幾十年進行規制，那麼這個行業就有足夠的實力來做出有效且有影響力的決定。
西方的運營商帶來了know-how，收入多元化，大眾旅遊，經濟繁榮和充分就業。原來的運營商曾有自己的寶藏礦：中國玩家，影子銀行和強制收購。這些年過去了，博彩自由化改變了這座城市，也留下了許多傷口。關於特許經營權（和次特許經營權）的重新談判的重點不在於是否會有舊運營商出局新運營商加入，也不論是阿德爾森向北京讓步還是銀河想要政治權力。這場辯論一定會發生，但不會是結構性的。無論是作為開創者的本地企業澳博、還是所謂的民族主義的銀河，所提出的建議都與金沙或美高梅帶來的那些不同。彷彿一切看起來都一樣——這就是問題之一，但實際並非如此，或不應該如此。金錢和關係都無法分配政治階級；而且公民社會，在討論一個不改換博彩業的城市模式，通過更多的發展文化遺產、文化和企業家精神。博彩運營商、澳門政府和北京之間的妥協將決定未來幾年、十年裡那些事物會改變，或者在一切都維持原樣。奇怪的是，這一切都同時被擺上檯面，在一片喧囂的沉默中。
古步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