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第一人稱敘述 - Plataforma Media

用第一人稱敘述

 

謝若堅
1942年,澳門
Joaquim Ché da Paz謝是一個中文姓氏,平安來自秘魯。我的父親是中國和秘魯混血。我的母親來自中國廣東省。我從未去過秘魯,但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的父親與家人進行的通信。
我的父親是受雇於一家運輸公司,往返于澳門、廣州和上海之間進行工作。二戰期間逃到澳門。
我接受了葡語教育,因為我們是窮人,而當時葡文學校是免費的。另外,我一直生活在葡萄牙街區,就在高士德及士多鳥拜斯的拐角處,還有亞婆井那裡。與土生葡人家庭一起生活,例如,塞納費爾南德斯。這些影響導致我進入葡文學校學習。
服完兵役後,像許多土生葡人一樣,我去了香港,在那裡的一家銀行工作了幾個月。我不喜歡那裡的生活,所以我回到了澳門。我曾在土地工務運輸局工作,隨後在共和國檢察官代表團工作了八年,首先是作為一名打字員,然後成為了候選人,以及1972年,安哥拉商業銀行落戶澳門,我應邀加入這個團隊。我於83年離開了這家銀行並獲得了一些商業知識,然後我組建了一個顧問公司,這家公司在1999年政權移交前倒閉,那時我受周錦輝先生引薦加入置地廣場工作,並參與漁人碼頭專案,如今我仍然擔任那裡的執行總裁助理。
主權移交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從政治層面上來說它必須發生。從感情上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因為出現了一系列我們不適應的變化。坦白說,我看不出有什麼積極的變化。雖然我們擁有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但是居民的生活品質受到很大影響,我們沒有得益於這一發展。賭場和相關產業及旅遊業才是獲利者。

 

亞歷山卓·克魯茲
1973年,澳門
xana我的父親是葡萄牙人,來澳門服兵役期間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一名中葡古巴混血兒,然後他們結婚了並在葡萄牙生活了一段時間。當他們回到澳門時,我出生了。我的父親曾在澳門電力公司工作,我的母親在一家銀行工作了多年。澳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有著不一樣的節奏。一種較慢的節奏。就城市化和人口密度而言,那時仍不十分密集,有更多的綠地,或者至少看起來有更多。有時,我們幻想著,氹仔和路環完全被綠色包圍。
1991年我去了科英布拉法學院學習。我沒有感到不適,促成這一情況的重要因素是:我經常去葡萄牙度假,一直把去葡萄牙學習作為一個個人項目,以及總是講葡萄牙語。
1996年完成了學士學位,並開始了我里斯本和科英布拉之間的職業生涯。
在2013年返回澳門,回來,一直存在于我的思緒中,但總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推遲。歐洲的情況推了我一把。我們想讓我們的女兒瞭解亞洲,瞭解語言。一些專家指出,未來在亞洲。我是澳門金融管理局董事會顧問,很幸運找到了這份工作。我能講廣東話,但很少,或幾乎不寫。但我沒有遇到困難,因為我從事法律工作,他們有葡文和中文兩個版本。除此以外,文件上基本上不用完全翻譯出來我都能明白。
回到葡萄牙也未從我的思緒中離開,但現在我覺得這裡很好。

 

約瑟·羅巴魯
1934年,澳門
我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秘魯人,但是是西班牙血統。我的父親去秘魯經商,開設了一個工廠,並認識了我的母親。結婚後他們去了廣州,但因為我的母親只會說西班牙語,所以選擇來到澳門,在這裡生活著很多葡萄牙人。
在小時候,我去釣魚,騎自行車,我們非常調皮。一些帶花園的房子裡種了木瓜和番石榴,我們經常爬進去然後偷吃。
但在澳門沒有未來,沒有業務也沒有大學, 5年後,我不得不離開以尋求更好的生活。我去了香港,在那裡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英國企業家,他支付了我在海軍學院的學習和我在倫敦海洋事務的碩士學位。我成為商船公司的船長,後來指揮船隻超過17年。
1961年我娶了一位德國姑娘,隨後在德國生活了近20年。我在海洋上行走,上岸擁有我的家人。40多歲退休後,我最終去美國。在那裡我和一個朋友一起生活了大約10年,她是一個一個很能幹的人,非常友好,而且很霸道,就像說那些英國人那樣——‘mandadoura’。 我是船長,在那裡不可能讓女人發號施令。
我決定回到澳門,在那裡我開始為何鴻燊的信德集團工作。我一直工作到老,直到2003年。隨後我想移民到美國,因為美國政府給了我綠卡。我有永久居住在那裡的想法,但因為我再婚了和我的妻子不想到那裡去——她到美國就如失去了雙腿一樣。我的妻子69歲,也是土生葡人,父親來自科英布拉,母親是中國人。
我回到了我的根,回到了澳門,在這裡我仍然當了幾年信德集團的顧問 。

Este artigo está disponível em: Português

Assine nossa News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