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若堅
1942年，澳門
謝是一個中文姓氏，平安來自秘魯。我的父親是中國和秘魯混血。我的母親來自中國廣東省。我從未去過秘魯，但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的父親與家人進行的通信。
我的父親是受雇於一家運輸公司，往返于澳門、廣州和上海之間進行工作。二戰期間逃到澳門。
我接受了葡語教育，因為我們是窮人，而當時葡文學校是免費的。另外，我一直生活在葡萄牙街區，就在高士德及士多鳥拜斯的拐角處，還有亞婆井那裡。與土生葡人家庭一起生活，例如，塞納費爾南德斯。這些影響導致我進入葡文學校學習。
服完兵役後，像許多土生葡人一樣，我去了香港，在那裡的一家銀行工作了幾個月。我不喜歡那裡的生活，所以我回到了澳門。我曾在土地工務運輸局工作，隨後在共和國檢察官代表團工作了八年，首先是作為一名打字員，然後成為了候選人，以及1972年，安哥拉商業銀行落戶澳門，我應邀加入這個團隊。我於83年離開了這家銀行並獲得了一些商業知識，然後我組建了一個顧問公司，這家公司在1999年政權移交前倒閉，那時我受周錦輝先生引薦加入置地廣場工作，並參與漁人碼頭專案，如今我仍然擔任那裡的執行總裁助理。
主權移交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從政治層面上來說它必須發生。從感情上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因為出現了一系列我們不適應的變化。坦白說，我看不出有什麼積極的變化。雖然我們擁有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但是居民的生活品質受到很大影響，我們沒有得益於這一發展。賭場和相關產業及旅遊業才是獲利者。
亞歷山卓·克魯茲
1973年，澳門
我的父親是葡萄牙人，來澳門服兵役期間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一名中葡古巴混血兒，然後他們結婚了並在葡萄牙生活了一段時間。當他們回到澳門時，我出生了。我的父親曾在澳門電力公司工作，我的母親在一家銀行工作了多年。澳門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有著不一樣的節奏。一種較慢的節奏。就城市化和人口密度而言，那時仍不十分密集，有更多的綠地，或者至少看起來有更多。有時，我們幻想著，氹仔和路環完全被綠色包圍。
1991年我去了科英布拉法學院學習。我沒有感到不適，促成這一情況的重要因素是：我經常去葡萄牙度假，一直把去葡萄牙學習作為一個個人項目，以及總是講葡萄牙語。
1996年完成了學士學位，並開始了我里斯本和科英布拉之間的職業生涯。
在2013年返回澳門，回來，一直存在于我的思緒中，但總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推遲。歐洲的情況推了我一把。我們想讓我們的女兒瞭解亞洲，瞭解語言。一些專家指出，未來在亞洲。我是澳門金融管理局董事會顧問，很幸運找到了這份工作。我能講廣東話，但很少，或幾乎不寫。但我沒有遇到困難，因為我從事法律工作，他們有葡文和中文兩個版本。除此以外，文件上基本上不用完全翻譯出來我都能明白。
回到葡萄牙也未從我的思緒中離開，但現在我覺得這裡很好。
約瑟·羅巴魯
1934年，澳門
我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秘魯人，但是是西班牙血統。我的父親去秘魯經商，開設了一個工廠，並認識了我的母親。結婚後他們去了廣州，但因為我的母親只會說西班牙語，所以選擇來到澳門，在這裡生活著很多葡萄牙人。
在小時候，我去釣魚，騎自行車，我們非常調皮。一些帶花園的房子裡種了木瓜和番石榴，我們經常爬進去然後偷吃。
但在澳門沒有未來，沒有業務也沒有大學， 5年後，我不得不離開以尋求更好的生活。我去了香港，在那裡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英國企業家，他支付了我在海軍學院的學習和我在倫敦海洋事務的碩士學位。我成為商船公司的船長，後來指揮船隻超過17年。
1961年我娶了一位德國姑娘，隨後在德國生活了近20年。我在海洋上行走，上岸擁有我的家人。40多歲退休後，我最終去美國。在那裡我和一個朋友一起生活了大約10年，她是一個一個很能幹的人，非常友好，而且很霸道，就像說那些英國人那樣——‘mandadoura’。 我是船長，在那裡不可能讓女人發號施令。
我決定回到澳門，在那裡我開始為何鴻燊的信德集團工作。我一直工作到老，直到2003年。隨後我想移民到美國，因為美國政府給了我綠卡。我有永久居住在那裡的想法，但因為我再婚了和我的妻子不想到那裡去——她到美國就如失去了雙腿一樣。我的妻子69歲，也是土生葡人，父親來自科英布拉，母親是中國人。
我回到了我的根，回到了澳門，在這裡我仍然當了幾年信德集團的顧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