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想在現在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們更想要得到一個更加公平耀眼的明天，因此，我們將繼續一粒粒的移動沙子，直到整座山都被移走。
在月光的照射下，我在兩個人之間坐下，抽起煙來，並且與他們一同分享很受歡迎的杜松子酒。作為正宗的葡萄牙人，我們開始談起一些美食的起源，在極其古老的爵士樂中評論著時政。如同往常一般，對話進入政治領域，我打量著他們，尋找著可以讓他們暢所欲言的方法（這是一種人類的條件反射），在當今已經沒有殖民者的非洲，自由和平的非洲，雖然事實上我的家是非洲，但廉恥之心讓我必須傾聽，而不是發言。這兩個人在三分鐘內就談及了很多話題：在巴基斯坦，敘利亞，烏克蘭受到博科聖地組織的影響；法國出現兇殘的法西斯主義者；伊波拉病毒出現；貧困蔓延至地中海地區或蘭佩杜薩地區；美國人的炮火仍在持續。他們還說到了教徒們遭受的折磨：社會失去了公平正義，公共衛生質量下降；學校也陷入了貧困之中；有關集會的社會新聞的流傳；支持安東尼奧•馬裏尼奧•平托的分子的荼毒；聖靈銀行利用欺詐手段將一些無辜的人投進監牢等。不一會兒，話題又轉到了喜歡兒童的名人以及帝國廣場上的黃楊木。 他們註視著我，期望著我可以說些什麼，我沒接話，把玩著杯子裏的冰塊，把燃燒的煙頭埋進巨大的煙灰缸之中，在這個迎風的陽臺上，這個又深又大的煙灰缸是十分實用的。他們隨即陷入了政治哲學話題裡，幻想能夠把一代人所積累的絕望一樣樣消滅，在他們30歲之前，世界就會有所改變。他們哭泣呐喊，為功能性文盲，為缺乏自由性，為腐敗的蔓延，為那些無恥而虛榮的惡行。
我必須開口說話：我們必須反抗，向那些犬儒主義者（對他人的痛苦無動於衷的態度和行為）扔石頭，好讓悲觀主義能夠從自己面前消散。我就像一個優秀的社會科學家計算著70年代的文盲率一樣談論著歷史的緩慢進程，卻沒有人被說服。他們玩著杜松子酒裡的冰塊，嘟囔著應付我說：“是啊…可以如此。”
作為左派是一件艱苦的事，伏爾泰同志曾說過“沒有什麼比被平庸的對手打敗更痛苦的事了。”他說的很委婉。但從歷史來看，激進黨人所做的努力：中世紀的“雅克”，1789年的雅各賓派，1820年憲法的制定，1860年的廢奴主義，1871年的“紅胭脂”，1910年的共和黨，紅衛兵時代對左派來說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勝利的終點線就如地平線一樣可望而不可即。
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時間為之奮鬥，過去雖有失敗但也有成功的戰役。我和他們在陽臺，如同我的叔父澤•馬里奧一樣，也想在現在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們更想要得到一個更加公平耀眼的明天，因此，我們將繼續一粒粒的移動沙子，直到整座山都被移走。
* 澳門平台獨家新聞/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