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實質經濟增長為7.7％，城鎮新增就業達1,300萬人，通貨膨脹控制在2.6％。宏觀經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以來，增長速度連年在雙位元數字。踏入二十一世紀首個年代末，經濟高速增長似乎有所放緩，也擔心未來會否步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產業結構不平衡與不協調、改革紅利與人口紅利的逐步耗盡成為解讀當前經濟發展的通用因由。
發展經濟學中二元經濟模型為不少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上的替代解釋。以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L-F-R）為例，在人口相對於土地比例很高的經濟體中，基本上可以分為生存導向的傳統部門和盈利導向的現代部門。傳統部門（特別是農業生產）往往存在大量邊際生產力很低的勞動力；而從事農業生產又以家庭經營為主，報酬則以共同平均分配產出為原則，可以理解為“維生工資”。據此，這些勞動力可以被轉移到現代部門，支持那裡的非農業發展。現代部門（開始的時候主要是低附加值的製造業）提供略高於農業收入的工資，吸引傳統部門之邊際生產力極低的“剩餘勞動力”，開始“工業化”的道路。現代部門的廠商累積生產的盈利並會再投資，在利潤驅使下擴大規模，提高勞動力的需求，也就吸納更多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傳統部門在部分勞動力被抽離農業後，基於收入共享的原則，其他家庭成員需要提高生產，防止總產出下降。這樣的過程讓傳統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生產力逐步提升，而現代部門的工資也需要作出相應的提高，導致廠商的邊際利潤增速放緩。當傳統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生產力上升到維生工資時，剩餘勞動力幾乎被完全轉移。這時候，現代部門的廠商需要透過市場機制在傳統和現代部門以“工資＝邊際生產力”的原則僱用利潤最大化下的勞動力數量，劉易斯、費景漢和拉尼斯稱此為“商業化轉拐點”（轉捩點／劉易斯拐點“Lewis Point”）。從此，經濟體從一個二元經濟模式轉換到新古典的市場經濟。
轉拐點
這個理論的最主要政策含義是一個經濟體在“商業化轉拐點”以前，剩餘勞動力創造了工業的發展的有利條件；當邊際生產力提高到剩餘勞動力消失後，如果沒有相對應的產業轉型或者是要素更替，經濟發展可能受到制約。因此，判斷“商業化轉拐點”的來臨，
是二元經濟模型對龐大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結構轉型之重要政策指引。研究發現當現代部門出現連續性工資增長、非農勞工短缺和傳統部門閒置勞動力越來越少的時候，也就預示“商業化轉拐點”的到來。跨國計量經濟研究顯示，日本和韓國分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左右和七十年代跨越了“商業化轉拐點”。
那麼這個理論如何解釋中國的增長與發展？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在2010年代都不約而同發現局部的“民工荒”和城鎮工資上漲，誘發中國“商業化轉拐點”研究。基於數據和研究方法的差異，海外和內地經濟學界大概存在兩種觀點：一方認為在農民工工資上漲的現實下，中國在一零年代中到達這個轉拐點；基於剩餘勞動力的數量，另一派則認為，中國還有一段時間才到這個意義深遠的“商業化轉拐點”。然而，幾乎大家都同意：中國二元經濟正向“商業化轉拐點”邁進。
未來將有所不同
“商業化轉拐點”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政策啟示又是什麼？中國向來被視為地大物博、勞動力資源豐富，也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改革中，以低勞動力成本創造多年兩位數字增長速度的重要原因。從生產函數分析來表達，中國的勞動力對產出的貢獻有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重要，更為甚者，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可能將從投入要素主導（以勞動力、資本為主）逐步向全要素主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等）過渡，以維持長期經濟增長。那麼，中長期而言，中國要面對的問題是從過去解決勞動就業，轉向人力資本的累積與科研的投入：兩者都是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舉措。短中期而言，加快因為要素稟賦改變下的產業結構轉換和升級，改善制度缺陷，不斷締造優化的市場機制，都會有利宏觀經濟穩步發展；當然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會在必要的時候發揮作用。
中國的增長速度在2008年後下降到10％以下，不少意見認為這是環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大幅萎縮所致。當大家沒有否定這一解釋的同時，如果我們認同中國遇上了二元經濟的“商業化轉拐點”的到來：勞動力供給減少、工資上漲，也許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去和判斷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動力。
